“代助孕合法化”提议引发恐慌，88万“包成功包性别”，代助孕市场藏着巨大利益

2020年9月9日，一篇名为《地下代助孕乱象，88万“包成功包性别”》的文章刷屏了朋友圈。

这篇暗访报道，再一次把代助孕这个“隐秘的角落”拉进了人们的视野中。报道称，近期，去国外寻求代助孕受阻，国内代助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，供卵者补偿金、代助孕妈妈补偿等费用也水涨船高。甚至有的代助孕公司被查之后，换个地方“重操旧业”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关于代助孕的词条又一次登上热搜，引发民众热议，不少民众认为，这些地下商业代助孕行为，挑战着传统生育秩序和世俗伦理。

88万“包成功包性别”

背后藏着巨大利益

在澎湃新闻的暗访中，一家涉足代助孕市场12年，由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创建的“爱宝贝国际助孕中心”自称主要为国内有代助孕需求的客户对接海外生殖医院，提供代助孕服务；2008年创立至今，累计为8000多户家庭服务，成功诞下超1万名健康婴儿。

“可包性别，可包成功。”薛尉提供的协议有58万元和88万元两种套餐，均承诺客户2年内可抱到一名健康男婴。前者便宜30万元，不包成功，意味着代助孕一次不成功，重启流程需要额外支付费用。

由于国内代助孕基本采用“第三代试管婴儿”，指在体外受精技术的基础上，对配子或胚胎进行遗传学分析，检测其是否有遗传缺陷，选择未见异常的胚胎植入子宫的技术。其技术上的“基因筛查、性别选择”被代助孕公司拿来做噱头，客户可选择婴儿性别、单胎或双胎。

很显然，这个过程打破了传统的生育秩序，必将带来一系列法律、道德、伦理等社会问题。因此，早在2001年，原卫生部发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和《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》，就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助孕技术，严禁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。

但还有不少人铤而走险，这背后是高额的利润驱使。

薛尉透露，去年他们公司营业额破亿，但利润不方便透露。陈浩则坦承，七八十万元的订单，他们能获得二三十万元的利润，有时候甚至比这还高。

代助孕市场巨大

以同性恋人为主

根据一家代助孕机构“彩虹宝贝”提供数据，从2015年至今，他们已经为400多例客户“借腹生子”。客户中90%左右是男同性恋，3%至5%为女同性恋。

除了已经实施代助孕的同性恋群体，还有一部分“潜在顾客”正在观望。

据第一财经报道，尽管学界和调研机构没有就总人口中的同性恋比例达成一致，但5%左右可能是比例的下限。照此计算，中国的同性恋人数可达7000万，半数为女性。

而中国最大“同志”社交软件、主要用户是男同性恋的“Blued”所发布的《2015Blued大数据白皮书》显示，有40%的男同性恋考虑未来到海外接受代助孕服务。

代助孕妈妈如难产致死

“钱会摆平”

然而代助孕并不是一件危险系数很低的事情，除了可能会生出不健康儿童之外，还可能对代助孕妈妈以及捐卵的“卵妹”造成生命危险。

“卵妹”就是地下代助孕市场里的供卵者。以学历、长相身材等为标准，供卵者被明码标价，进入地下代助孕市场的资源池，等待被客户“捞起”。“专科生五六万元、本科生七八万元，研究生九万到十万元。”有业内人士透露，供卵者获取的收益会被中介层层盘剥，到手的补偿金几乎只有客户偿付金额的一半。

代助孕妈妈则被称为“土壤”，经人工授精培养成的胚胎植入他们的子宫，由她们孕育出婴儿。她们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，经过亲友熟人介绍怀上不属于自己的孩子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能拿到22万元至25万元的佣金，同样面临高风险。

为了确保孩子的健康出生, 代助孕母亲多数被迫接受剖腹产, 增加了再怀孕时子宫破裂等风险；由于代助孕者非本身自然怀孕, 故通常需要使用药物或激素来维持妊娠, 即便如此, 出现流产、早产的风险还是比正常孕妇更高, 并且所使用的药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副作用。

“代妈难产致死亡，怀孕期间死亡，或者导致此后不育，跟客户没关系。”多家代助孕公司负责人这样承诺，“钱会摆平”。

国内虽禁止代助孕活动，地下市场仍旧活跃，其中存在的乱象和风险不容忽视，“卵妹”、“代妈”的权益难以保障。

“这东西你禁止不了”

今年4月底，一家在广州专门为同性恋群体做代助孕的公司——“彩虹宝贝”被举报，当地卫健委随后介入调查。

事发4个月后的8月27日上午，在广州市天河区隆德大厦B座2802室，自称为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的陈浩向记者介绍公司运作代助孕的流程。助理“老贰”解释称，此前因举报被查处的办公地址不再使用，罚了30万元，换个地方重操旧业，“这东西你禁止不了”。

“彩虹宝贝”代助孕公司一位助理称，公司营业资质都是“挂羊头卖狗肉”。

虽然，早在2001年，原卫生部发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和《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》，就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助孕技术，严禁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。

但是，一方面，这些规定都只是行政规章，在法律层面并没有明确规定。而现有规章制度，主要规范的是正规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行为，对于个人、中介机构则缺乏执法依据，难以管理。根据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，医疗机构实施代助孕技术的行为，卫生行政部门应给予警告、3万元以下罚款，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。与动辄几十、上百万的代助孕费用比起来，3万元的处罚显然不值一提。

另一方面，渴望养育孩子的巨大市场需求，也推动着地下代助孕产业走向“繁荣”。有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有生育障碍的夫妇比例为10%至15%，其中需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介入才能怀孕的约有20%。不孕不育家庭、失独家庭等对孩子的渴求，是人之常情。地下代助孕市场的“红火”和超高价格，就是这种需求的真实写照。

代助孕是一个极其复杂，也值得关注的问题。完全禁绝，实际上并不能做到。但现在将其合法化，恐怕也为时过早。目前来看，首先国家应该尽快从法律上明确态度，规范包括代助孕在内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，避免在执法过程中无法可依的窘境。

“当代助孕合法，

将会给很多女孩带来不幸”

一位有过代助孕经历的女性事后回忆“我们像牲口一般被对待，被医生嘲讽，连热水都不提供。”更可怕的是，生下孩子三天后，她开始大出血，进了重症监护室，医生朝她大喊：“真是烦透了你各种毛病！”病因是胎盘滞留，一般胎儿出生后半小时内胎盘还没分娩出，就十分危险了——导致的出血和感染危及生命。

生完孩子五天后，滞留在她子宫内的一块胎盘才被医生取出……

而一些天生残疾的孩子的境遇更加凄惨，他们会被抛弃，像残次商品一样。